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安全生产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治理工作，法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2016年12月9日）要求健全法律法规体系，“研究修改刑法有关条款，将生产经营过程中极易导致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违法行为列入刑法调整范围”。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适当前移刑事处罚防线，增设了危险作业罪，将虽未发生严重后果，但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具有发生严重后果现实危险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这就进一步严密了刑事法网，对于加大安全生产监管力度，有效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具体适用中，对于如何正确适用刑法新增规定，尤其是“现实危险”的判断标准，成为司法实践难题，亟待司法提供行为规范与规则指引。对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李某远危险作业案（入库编号：2023-05-1-058-002）》的裁判要旨明确：“危险作业罪中‘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是指客观存在的、紧迫的危险，这种危险未及时消除、持续存在，将可能随时导致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对于行为人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已经出现重大险情，或者发生了‘小事故’，由于偶然性的客观原因而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这就为正确把握“现实危险”的认定标准作了明确，也为类似案件裁判提供了指引。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危险作业罪突破传统安全生产犯罪以发生实害后果作为入罪要件的立法模式，明确达到“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即可成立本罪。从危险作业罪的罪状来看，本罪系具体危险犯，而非行为犯。由此可见，并非所有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的行为均被纳入本罪的惩治范围，前提条件是所涉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因此，是否具有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规定的“现实危险”，即成为此类案件办理过程中界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的关键。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

　　一是所涉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之一对实践中多发易发的三项重大安全生产违法违规情况作了列举式规定。从规定的三种行为方式来看，所涉行为通常能够在生产、作业中造成重大事故隐患。例如，第一项规定“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的”，显而易见，所关闭、破坏的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的相关数据、信息具有“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属性。概言之，所涉行为对象具有保障安全生产的重要价值，实施关闭、破坏等行为即可能直接导致事故发生，具有重大事故隐患。又如，第二项规定“因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有关设备、设施、场所或者立即采取排除危险的整改措施，而拒不执行的”，则是在已经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前提下，而拒不执行有关安全管理要求。再如，第三项规定“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未经依法批准或者许可，擅自从事矿山开采、金属冶炼、建筑施工，以及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储存等高度危险的生产作业活动的”，则属于所涉领域或者物品往往具有高度危险性，擅自从事相关活动即有重大事故隐患。

　　二是重大事故隐患具有“现实危险”。在具体认定中，要注意把握不能因为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就予以刑事处罚，还要看重大事故隐患是否达到“现实危险”的程度，避免危险作业罪的泛化适用。“现实危险”主要是指已经出现了重大险情，或者出现了“冒顶”“渗漏”等“小事故”，虽然最终没有发生重大严重后果，但之所以没有发生，有的是因为被及时消除了，有的是因为开展了有效救援，有的完全是由于偶然性的客观原因而未发生，对这种“千钧一发”的危险才能认定为“现实危险”。申言之，所涉隐患具有转变为重大事故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前者意味着发生重大事故的各项条件已经具备，后者意味着重大事故随时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了带有征兆性、预警性的安全事故。

　　其一，关闭消防安全设备造成重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明确：“建筑内可能散发可燃气体、可燃蒸气的场所应设置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据此，可燃气体报警器直接关系安全生产。本案例中，被告人李某远关闭可燃气体报警器，导致无法实时监测生产过程中释放的可燃气体浓度。李某远在得知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超标会引发报警装置报警后，不是及时采取措施降低现场可燃气体浓度，而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直接关闭停用报警装置，导致安全生产存在重大事故隐患。

　　其二，重大事故隐患达到“现实危险”程度。本案例中，涉案现场堆放了大量油漆、固化剂等危险化学品，一旦遇到明火或者可燃气体浓度达到一定数值，将引发火灾或者爆炸事故。而关闭可以探测可燃气体浓度及预警功能的报警装置，即使可燃气体浓度超标亦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可以说，重大事故发生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并且，涉案厂区曾发生过火灾，客观上已经出现了“小事故”，之所以没有发生重大伤亡等严重后果，是因为在发生重大险情的时段，喷漆车间已经连续几天停止作业，相关区域的可燃气体浓度恰好未达到临界值，且及时发现火情得以迅速扑灭，属于因偶然因素而侥幸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

　　此外，本案例中，除了关闭直接关系安全生产的可燃气体报警器之外，在经消防部门检查发现企业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并要求立即整改后，被告人李某远一直未予整改。人民法院结合所涉行业属性、现场环境、纠正整改措施情况等情节，综合认定李某远的行为“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基于此，本参考案例的裁判要旨还提出：“……对于是否属于‘具有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应当结合行业属性、行为对象、现场环境、违规行为严重程度、纠正整改措施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习多次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为把习法治思想落实到审判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发挥案例指导及时灵活、针对性强、易于把握的独特优势，为法官办案提供权威参考、规范指引，同时更好满足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建设人民法院案例库。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入库的参考案例，旨在最大限度发挥权威案例促进法律正确统一适用、优化司法公开、提升法官司法能力等效能，更好服务司法审判、公众学法、学者科研、律师办案。这是推动中国特色案例制度不断健全完善的重要举措，是最高人民法院推出的新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2024年2月27日，人民法院案例库正式上线并向社会开放，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舆论反响积极热烈，“找案例、用案例，就上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为进一步方便各级人民法院和社会公众更加全面准确把握入库案例，人民法院报特开设“入库案例选介”专栏，选取部分入库参考案例及法官解读，陆续予以刊载。敬请关注。

　　2019年9月至2022年5月间，杨某鹏利用其注册的某固传媒公司、某意科技公司、某固科技公司等公司研发的平台，招募数量庞大的兼职人员充当“网络水军”，并通过组织、操纵“网络水军”“养号”等方式，开展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等业务，即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实施包括对客户指定的影视作品、网络视频、游戏作品、商品的宣发等正面点赞、转发、评论，按客户要求在相关网络平台发布关于特定作品、商品的具体内容等提升热度的业务，以及通过在信息发布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等方式删帖以降低针对特定作品、商品的负面信息热度的业务。经调查，杨某鹏等共“养号”1294个，完成“转评赞”“直发”任务24万余条，任务金额合计896万余元；完成“投诉举报”任务1200余条，任务金额合计19万余元。另，杨某鹏、某固传媒公司等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提供删帖服务的行为已被生效刑事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益诉讼公告程序后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杨某鹏、某固传媒公司、某意科技公司、某固科技公司等四被告共同承担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并注销相关网络账号，以及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

　　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24年7月4日作出（2024）浙0192民初3671号民事判决：一、杨某鹏等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100万元；二、杨某鹏等四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已发布的虚假信息并注销相关网络账号1294个；三、杨某鹏等四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向社会公众刊发赔礼道歉声明。宣判后，双方均没有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杨某鹏等四被告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有偿提供“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养号”等行为违法，扰乱了网络舆论环境和互联网信用管理秩序，破坏了相关行业、市场的正常经营秩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

　　第一，案涉行为属于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杨某鹏等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情况下，通过招募兼职人员或自养网络账号充当“网络水军”，以操纵“网络水军”的方式对指定的作品、商品进行有偿“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其宣发或删除的信息均非网络用户的真实体验，却达到虚增客户指定作品或产品的影响力、曝光度、好评度，随意控制正当差评的负面影响等效果，破坏了健康、良性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环境。该行为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属于破坏网络信息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第二，案涉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首先，案涉行为破坏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降低了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整体信任度，加重了行政机关、平台、社会组织等各方社会主体的监管、治理的负担，耗费了大量社会公共资源。其次，案涉行为扰乱了市场正常经营秩序，违背了诚信经营原则，使诚实经营的市场参与者在不公平的网络信息环境中处于劣势，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扭曲了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使得市场规则形同虚设，更会影响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最后，案涉行为侵害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针对社会公众而言，虚假信息扰乱其基于真实、全面信息做出合理判断的前提条件。社会公众因虚假信息误导而形成的认知、决策，还影响其价值判断和生活、工作的抉择，虽单个损失看似较小，但累积起的社会公益损失巨大。

　　第三，杨某鹏等具有为牟利实施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故意。杨某鹏等对客户指定的信息真实性不予甄别，组织、操纵的“网络水军”对接单的宣发或删除信息亦不核对其真实性，主观上具有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的故意，且杨某鹏等通过专业化的商业模式设计，形成分工合作的“组织架构”模式，在认识到案涉行为已被列为整治对象的情况下，仍为谋求不法利益，从事网络虚假信息的黑灰产。

　　综上，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主张侵权行为人删除虚假信息、注销相关网络账号，赔礼道歉，并赔偿公益损害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其中，针对损害赔偿部分，由于行为人造成的损失和获益金额难以直接量化计算，经综合考虑侵权行为特点、侵权持续时间、社会影响、获利情况、主观过错和恶意程度、治理和修复费用等因素，以及部分行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等具体情况，酌情确定赔偿金额一百万元。故法院依法作出如上裁判。

　　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进行“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等活动，属于流量造假和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针对侵害包括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上述行为，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请求判令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加之受利益驱动等因素影响，网络虚假信息呈泛滥态势，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规制传播网络虚假信息等行为，刑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针对性作出明确规定，依法惩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然而，对于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实施“流量造假”“有偿删帖”的行为如何定性和规制，实践中认识不一。对此，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参考案例《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诉杨某鹏等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案（入库编号：2024-18-2-369-003）》从民事公益诉讼的角度切入，明确：“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组织、操纵‘网络水军’进行‘转评赞’‘直发’‘投诉举报删帖’等活动，属于流量造假和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应当被认定为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的违法行为。针对侵害包括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上述行为，检察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请求判令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

　　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不得危害网络安全，不得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一般而言，虚假信息具备以下特征：一是虚假信息是内容与事实不符的信息；二是虚假信息具有误导性。然而，若仅将虚假信息限于“内容虚假”，则当前互联网中绝大多数黑灰产行为（例如，本案例所涉操纵“网络水军”进行“转评赞”“直发”等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被排除在外，难以得到有效规制。

　　对此，有关规定作了明确。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行为人不得通过发布、删除信息以及其他干预信息呈现的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谋取非法利益；不得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流量造假、流量劫持以及虚假注册账号、非法交易账号、操纵用户账号等行为，破坏网络生态秩序。组织、操纵“网络水军”实施“转评赞”“直发”等行为，属于上述条文所规定的“干预信息呈现”的行为。虽然“干预信息呈现”行为与传播“内容虚假”信息行为在方式上存在不同，但在误导性上并无实质差异。以本案例所涉“转评赞”行为为例：如果单个网络用户对某个作品转发、评论、点赞，一般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即使基于某种情谊行为而实施，也不会对他人产生明显误导；但是，“网络水军”通过大量账号集中进行密集转发、刷屏、增加内容点击等手段，虚增被宣传对象的热度及不实评论，直接影响了信息的真实性，对社会公众产生信息干扰甚至误导。上述行为虽然并非直接发布“内容虚假”信息的行为，但通过“转评赞”等虚假手段，形成了与事实不符的刷单数、好评数及点赞数等，具有误导性，应当构成广义的“虚假信息”。而虚假注册账号、非法交易账号等也是为实施干预信息呈现行为而作的预备行为。可以说，前述干预信息呈现的手段和通过人工方式或者技术手段实施的流量造假等行为，其性质、损害结果与“内容虚假”的行为趋于一致。为实现对此类行为的依法规制，应当认定其属于网络安全法第十二条第二款所规定的“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对于行为人故意实施此类违法行为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纳入侵权法的评价范围。

　　一是破坏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网络本应是信息自由流通、知识共享的平台，但流量造假和虚假信息的泛滥，使得真实内容与虚假内容混杂，公众难以区分，直接损害了信息的真实性，影响了公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度。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在于传递信息，为数字经济各产业、行业运作提供情报支持。影响数据价值、数据商品乃至整个数据产业的关键，必然是信息的真实性。招募“水军”从事的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危害性较现实生活中假货的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造成的更严重危害在于破坏了网络生态信用体系及网络信息内容生态秩序。

　　二是破坏了相关行业、市场的竞争秩序。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它要求所有市场参与者遵循相同的规则，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商品或服务来合法地扩大市场份额。招募“水军”从事的流量造假、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将会影响用户对于影视剧、商品等服务质量、销量、好评度、投诉率等重要属性的判断，造成误导和欺诈，进而使信息造假者在短时间内迅速博取高关注度，制造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赢取竞争优势。而那些秉持诚实经营理念的经营者、作者、明星等，即便本身产品、作品、业务能力更胜一筹，也可能因真实的正面反馈被虚假信息淹没，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该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扭曲了市场竞争的公正性，使得市场规则形同虚设，更会影响行业的创新与发展动力。

　　三是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通过虚增好评量等进行流量造假，达到控评效果，人为制造出作品、产品的优质假象，掩盖其真实质量、性能或服务状况，误导消费者对相关作品、产品等出现认知偏差，进而造成消费者基于错误的信息作出错误的决策。而通过操纵负面信息，删除真实的用户差评，或者压制负面信息的曝光，使得广大消费者无法全面了解作品、产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剥夺了消费者获取完整、真实信息的知情权，使其在选择时无法作出基于全部事实的判断。尤其是在健康、安全、教育等关键公共领域，虚假信息的传播可能误导消费行为，严重损害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公民个人而言，面对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由于损害的非显著性、权益受损证明的困难以及维权成本的高昂，难以独自有效应对，私力救济途径显得捉襟见肘。鉴于此，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或者相关机关和组织不提起诉讼的情况下，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对此类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行为人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